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上一句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一个小官僚家庭。青少年时代，为避战乱，四处迁徙，“衣食不充，冻馁并至”。29岁考取进士，任翰林学士、左拾遗。因多次上书批评朝政，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出任杭州、苏州等地刺史。晚年自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官居太子少傅，世称白傅、白文公。在诗坛上，与元稹并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其诗现存3600多首，有《白氏长庆集》传世。另有诗歌理论著作《与元九书》。尽管毛泽东说过“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这样的话，但他读过不少白居易诗作，多次评点和引用，毛泽东诗词颇受其影响，毛泽东的一些诗学主张与白居易也有相通之处。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认为：讽喻诗和闲适诗分别体现了他的“兼济之志”和“独善之意”，感伤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讽喻诗《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最为后人推崇。

1958年1月16日，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这话只是表示他不太喜欢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诗风，更偏重“三李”的浪漫主义风格。其实，毛泽东大量阅读了白居易诗。据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毕桂发主编的《毛泽东批阅古典诗词曲赋》统计，毛泽东批阅的白居易诗有31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6月第1版、龚国基著的《毛泽东与诗》提供了《毛泽东评点、圈阅过的中国古典诗词目录》，其中白居易的作品有37首。而毛泽东读过的白居易作品远不止这些。就连白居易一些并不著名的作品，如《燕子楼》《杨柳枝》等，毛泽东也都读过。有些白居易作品，毛泽东百读不厌，甚至能过目成诵、信手拈来。

白居易诗歌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喻诗，特别是《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疾苦。毛泽东对《秦中吟》十首全部圈阅过，对《新乐府》中的《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也很熟悉。1954年，毛泽东的警卫员封耀松从文化课上学了《卖炭翁》，毛泽东检查他默写的作业时，发现他把“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忧”写成“扰”，将“晓驾炭车辗冰辙”的“辙”写成“撤”，毛泽东指着他写的错别字，风趣地说：“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一只手？你写的是扰乱的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这是辙吗？这是撤退的撤。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

白居易十五六岁时为准备科举考试而写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寓意深刻而富有情趣。毛泽东对四五个集子中的这首诗都做过圈画，并手书过它的前四句。

毛泽东曾说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但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自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是典型的“哭哭啼啼”，可毛泽东却非常愿意看。据有毛泽东圈画手迹可考的，他至少读过五遍。他曾对这首诗的标题连画三个圈；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圈画；在“大珠小珠落玉盘”句上批注：“其声岂其声乎？”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一次，我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到后面几句，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时，我意识到，主席的思想和感情已经进入诗的意境中了。”后来，毛泽东患眼疾，不能阅读，文化部为他录制了古诗词磁带，其中就有《琵琶行》。毛泽东曾几次挥毫书写《琵琶行》，且每次都是凭背诵一气呵成。有幅手迹是用8页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稿纸书写的。该手迹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并被镌刻在江西九江新建的“琵琶亭”内，古今两大诗人诗书合璧，流传天下。

《长恨歌》是千古传诵的白居易诗作，毛泽东至少读过五遍。到垂暮之年，他还多次要身边工作人员为他读《长恨歌》，并且听得动情落泪。1975年的一天，护士孟锦云听到毛泽东吟诵《长恨歌》中的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小孟说：“您会那么多诗，出口成章，老是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毛泽东说：“这是《长恨歌》里的名句呀，很有名嘛。”随后，毛泽东又让小孟给他读《长恨歌》。当读到最后几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小孟发现毛泽东闭着眼睛，似乎陷入了沉思。1975年夏，一次，芦荻给毛泽东读《长恨歌》，毛泽东听了，说她读得没有感情。张玉凤回忆：毛泽东每次听到《长恨歌》最后两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总要掉眼泪。毛泽东还手书过《长恨歌》，写在10页大16开的宣纸上，因原诗篇幅太长，只抄录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惊破霓裳羽衣曲”的224个字。陕西省周至县将其刻碑，并请诗人臧克家题跋，立于《长恨歌》的诞生地仙游寺，成为一道诗书合璧的人文景观。

《上阳白发人》，亦题作《上阳人》，是白居易著名的叙事抒情诗，控诉封建统治者大量强选民间女子以供使役，不让她们婚配，以致老死在禁宫之中。诗中充分描写了宫廷的黑暗和宫女们的痛苦：“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毛泽东曾圈读此诗，他对诗中宫女的悲惨命运深表同情。

白居易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非常重视诗歌的生活内容和社会作用。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白居易诗歌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揭露政治弊端，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惟歌生民病，愿得天下知”（《寄唐生》），“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读张籍古乐府》），这就是白居易的诗学主张和创作目的。毛泽东说“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只是一时即席随口之言，既不说明毛泽东不喜欢读白居易诗作，也不表明毛泽东不看重白居易诗歌。尽管毛泽东直接评论白居易诗歌的次数不是很多，但点评很到位，切中要领。

《琵琶行》是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谪居卧病浔阳城”时所作。历代诗评家对《琵琶行》多有评论，虽有口皆碑，但所好不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一般人仅仅从写作艺术角度称赞琵琶声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绝妙描写，或只是从社会意义角度认为它是抒写诗人的“际遇之感”。而最关键的是，白居易借琵琶女的遭遇，感慨自己的政治身世，用平等的姿态和心态，从共同的身世遭遇和相互同情中，一起倾诉对黑暗现实的怨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成为饱浸着诗人血和泪的不朽名句。这才是《琵琶行》的思想意义之所在。

据毛岸青、邵华回忆，毛泽东曾对他们说：“白居易的《琵琶行》不但文采好，描写得逼真细腻，难得的是作家对琵琶演奏者的态度是平等的，白诗的高明处在于此而不在其他。”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琵琶行》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毛泽东也很看重《琵琶行》中的艺术描写，但特别强调“态度是平等的”“有平等心情”是其“高明处”“高处”。毛泽东的评论，不仅肯定了这首诗的文学技巧，而且从人际关系角度一语道破了这首诗的民主平等精神之所在。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而毛泽东则堪称是白居易的知音。

《放言五首》是白居易被贬谪前往江州的途中与元稹的唱和之作。这是一组颇具哲理的政治诗，通过一系列事件、人物或自然现象，阐释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生活道理。其中第三首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引用历史事实加以对比，说明辨识人的真伪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这首诗，并反复加以引申运用。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作《永久奋斗》的报告。他指出：“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毛泽东作报告时，是凭记忆引用《放言五首》的后四句，文字略有出入，用来说明“永久奋斗”却很有说服力。他向青年模范们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永久地为革命事业奋斗，才能真正称得上模范青年。如果只是一时优秀，不能长期坚持奋斗，经不住时间考验，就不可能得到历史公允的评价。

白居易年轻时曾漫游江南，行旅苏、杭，后来又在苏、杭任职，写过多首《忆江南》。《忆江南》，唐教坊曲中有《望江南》，后用为词牌。《乐府杂录》谓此调本名《谢秋娘》，系唐李德裕为亡姬谢秋娘作，后进入教坊。白居易依其调作《忆江南》，始名《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江南好》等，分单调、双调两体，单调27字，双调54字。白居易的《忆江南》是单调。白居易的第一首《忆江南》诗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在延安时，有一次，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植树，他触景生情，朗诵起白居易的这首词，并一句一句地讲给战士们听。然后，他对战士们说：“陕北荒山秃岭多，如果我们能把陕北变成江南一样绿树满山，那可是一件功在子孙的大好事啊！咱们住延安，一定把这件事办好！”白居易的诗作泛忆江南，兼包苏、杭，只是怀念旧游的观感，而毛泽东则把它变成一种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他希望大家把陕北的荒山秃岭建设得像“江南一样绿树满山”，要求把这件功在子孙的“大好事”办好。当年，三五九旅就是响应毛泽东的这一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硬是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正如《南泥湾》所唱的那样：“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白居易诗歌影响巨大，毛泽东也受其影响颇多。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宏文的立意很可能受到《赋得古原草送别》的启发。而毛泽东当年创作的一系列诗词，又何尝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动写照呢？“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即便到了晚年，毛泽东写的一些诗句，仍然洋溢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积极和乐观。诸如，“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在毛泽东诗词中，可以见到不少白居易诗句的影子。《贺新郎·别友》中的“重比翼，和云翥”，与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如出一辙，但毛泽东表达的是要与杨开慧并肩战斗的坚强决心，丝毫没有白居易诗中那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叹惋。《念奴娇·鸟儿问答》“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中的“仙山琼阁”，出自《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有仙子”。白居易的“仙山”“楼阁”，是幻想的海上仙境，而毛泽东词中的“仙山琼阁”则是对赫鲁晓夫所鼓吹的“三无世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骗局的辛辣讽刺。

白居易诗歌妇孺皆知，通俗易懂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宋代王安石评价说：“天下俚语被白乐天道尽。”清代刘熙载《艺概》赞曰：“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1949年12月，在奔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就中国文学与苏联汉学家尼·费德林交谈。谈到白居易时，毛泽东说：“白居易，唐代大诗人。他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写出精彩的文艺作品。尽管他在宫廷身居高位，但是仍然接近群众，并在作品中表达普通老百姓的情绪和愿望。”毛泽东也一贯重视文艺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1939年1月31日，毛泽东在《致路社》中写道：“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毛泽东历来重视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向现实生活学习语言。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毛泽东诗词大量运用群众语言，善于把谚语、俗语、口语和老百姓的话语方式入诗。《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出自清代《增广贤文》中的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句，化用民谚“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十六字令三首》的“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自注：“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句，将口语入诗。《七律二首·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就像民间艺人在说评书，描绘出老百姓送瘟神的生动场面。《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不爱红装爱武装”，用平易近人的口语，生动刻画出新中国妇女英姿飒爽的崭新风貌。

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965年7月21日，他在《致陈毅》中写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民歌来源于民间，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反映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语言应用生动活泼，凝练传神，多以人民群众的口语入歌，体现出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杂言诗·八连颂》以三言为主体，类似于三字经，朗朗上口，其中“拒腐蚀，永不沾”“全军民，要自立”“奇儿女，如松柏”，该诗以其通俗浅切、铿锵有力的风格，明白如话的民歌情调，鲜明突出的政治倾向，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应。

毛泽东重视诗词的语言问题，就本质而言，是在致力于解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极力倡导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适合大众需要”“反映民众生活”，是毛泽东一贯的文艺思想，这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在诗学主张中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诗词多是旧体形式，但集典雅与通俗于一身，自然本色，言浅意丰。这是毛泽东诗词广为传诵、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之一。

来源：微信公众号“《党史文苑》杂志”

作者：汪建新

编辑：邓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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