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信简介子女

王守信简介子女

王阳明有两个子女原来，王阳明死时，共留下了两个儿子，分别是继子王正宪（从弟之子）和老来子王正亿（亲生）。王正宪和王正亿都曾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锦衣卫副千户和新建伯（封号）。可后来，随着子孙的不断增加，王阳明爵位的承袭就出现了问题了。王阳明四十四时，因为没有儿子，而且其妻子诸氏也没可能生产了，遂由父亲龙山公作主，过继了王阳明堂弟守信的儿子，正宪，过继时已经八岁。到王阳明晚年，五十四岁的时候，得一子，取名正聪，后改名正亿。后来在阳明弟子的帮助下，正亿继承了王阳明新建伯的爵位。

常书鸿简介

自古以来在中国的美术史上出现的丹青夫妻不在少数，元代就有赵孟頫和管道昇夫妇俩，不仅在生活上是情意绵绵的人生伴侣，在艺术上更是亦师亦友的搭档与挚友，他们的爱情故事被世人津津乐道，广为流传。

20世纪初期，建立在共同艺术追求基础上的爱情和婚姻，首先在新一代学习西方艺术的青年中间频频出现。常书鸿和李承仙他们不但是新艺术的追求者，也是新型婚姻关系的实践者，他们在艺术和感情上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常书鸿生于1904年，杭州人,著名画家、敦煌学专家、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去法国学习法文和绘画，1935年秋他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建议下，终于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书鸿担负起了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肩负着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1944年的秋天，民国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之后的岁月直到1994年他去世，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

1947年，张大千的“师妹”李承仙，从四川艺专毕业，张大千遂鼓励她来敦煌学习和工作，同时又托她将日本松本荣一著的一套《敦煌画之研究》，送给常书鸿和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套书是张大千的心爱之物，他曾经阅读研究过多次，在上面做了许多朱笔眉批。可当他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极缺参考书籍时，毅然将此套珍贵书籍赠给了他们。与此同时，张大千还托李承仙给敦煌艺研所的同仁们每人带去了一幅赠画，用以表达他对敦煌友人们在沙漠中坚持工作的敬意与鼓励。

常书鸿及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同仁们见到此书时，个个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深感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

不久之后，李承仙和常书鸿喜结良缘。张大千闻之大喜，专门绘《嘉藕图》一幅，赠送给常书鸿夫妇，以示热烈祝贺和美好祝愿。

李承仙自1947年9月赴敦煌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她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事业中，直到2003年去世，一直为守护敦煌而努力。

在常书鸿和夫人李承仙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还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他们在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的同时，始终坚持艺术创作。李承仙除了与常书鸿先生合作巨幅油画《刘家峡水库》《献给勇于攀登珠峰的同志们》《激流颂》等作品外，还独立创作了国画《挤奶图》《丝绸之路/飞天组画》《天上人间共婵娟》《敦煌舞乐》《唐代飞天》等。

李承仙在敦煌临摹北魏至元代的壁画共340余平方米，作品不仅在国内大城市展出，还曾赴捷克、印度、波兰、缅甸、日本、法国等国家参展。

1982年3月，常书鸿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举家迁往北京。

常书鸿总以“敦煌人”自居，在北京给友人写信，总是忘不了自称“客寓京华”。李承仙非常理解丈夫，就在家里大客厅支起了油画架，想把他们对敦煌的思念融入到油画中去，夫妇两人创作了油画《敦煌春天》。常书鸿所著的《九十春秋》“敦煌抒感”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老人对敦煌的另一种特殊感情：

“敦煌之所以迷人，令人向往，同样的在于它僻处在祖国西北边疆，在寸草不生的祁连山下，在千里戈壁、瀚海风沙中，矗立着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一两千年以来，人们靠着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自南到北的一溪岩泉细水，在严寒酷暑、黑风黄沙中，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从培养一根草开始，于是一株树、一棵果木、粮食、蔬菜……在平沙万里中，创造出一个风景如画的绿洲。”

两位老人维妙维肖的把上面的那段话，融入到《敦煌春天》油画中去了。这幅画代表了当时夫妇二人对敦煌的一种想往，更是他们一生致力于敦煌研究成就的结晶，也是他们艺术理念与精神财富最集中的体现，这也是常书鸿生前创作的最后一幅大型油画。

常书鸿生前最爱说：“保护敦煌，研究敦煌，弘扬敦煌，继续敦煌！”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之后，他为保护敦煌文物，研究、弘扬敦煌艺术，促进敦煌学的发展和繁荣，奉献出了毕生的热血和精力。因此，他被人们誉为“敦煌守护神”。

真正理解常书鸿的是李承仙。从1946年抵达敦煌，1947年两人结婚，她陪伴常书鸿在敦煌度过整整三十六年的艰难岁月。李承仙对这位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父辈似的师长，充满了崇拜和尊敬。爱情需要崇拜和尊敬，常书鸿是值得崇拜和尊敬的，常书鸿就是她心中的敦煌。

1994年常书鸿去世之后，李承仙撰文怀念，她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1982年，先生和我迁居北京。他人在京城，心在敦煌，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他感到自己又像回到了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对他来讲，敦煌就是生命，就是一切。他是在对敦煌和敦煌艺术的深切怀恋中，离开我们，离开人世的。”

读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常书鸿夫妇与敦煌融为一体的那种至真至深情感。

1994年，常书鸿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根据先生的遗嘱，骨灰葬回敦煌，墓碑面对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他曾精心画过九层楼，现在，他魂归敦煌，永远不会离开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墓碑题词:“敦煌守护神”。

2003年李承仙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李承仙与丈夫合葬，他们两人永远相伴在敦煌，守护着洞窟。（张鸿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