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埔军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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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网上报名或者现场报名，具体信息如下：

承办单位：黄埔军事训练基地

报名地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军校路170号

报名网 址：http://www.hpjstz.com。 

活动主题及内容 ，体验军旅生活：通过部队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学习军人作风，接触军营生活，从小事严格要求做起，养成良习惯。

黄埔军校最后一届是几年

黄埔军校末期官生大起义

（一）

1924年5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为培养军事干部，在广州黄埔岛创建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埔军校”。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许多著名高级军事将领，都是从早期黄埔军校毕业生队伍中走出来的。

黄埔军校1930年从广州黄埔搬迁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1月，军校由钟山脚下辗转西撤，转迁到四川成都北郊的武担山下，直至1949年12月成都解放，黄埔军校终结了自己在大陆的历史。

军校虽然多次更名，校址也是几度转迁，但是因为军校的原址在广州黄埔岛，并誉满海内外，所以一般仍然通称之为“黄埔军校”。

从1924年5月至1949年12月， 黄埔军校共举办二十三期。第二十三期是军校在大陆招训并毕业的最后一期，属军校在大陆的“末班车”。这一期三个总队的学生从1949年3月至5月先后入学受训，按原计划修业一年半，由于局势急剧变化的原因，这些军校生未到修业期满，即奉上级命令，于1949年12月初全部仓猝毕业。

另外，1949年11月军校组建第二十四期学生总队，2000余名学生11月底应招入学，12月即随二十三期起义，在校时间极短，所以后来海峡两岸均不把该期算作“一期”。

黄埔军校首任校长是蒋介石。

蒋介石从建校开始，就蓄意将军校作为培植个人势力的场所。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更是利用军校培养训练反共骨干力量，黄埔军校因此成为蒋介石发家看家的资本 。国民党的将军95%以上出自“黄埔”，他们自视为“天子门生”，成为着介石的“心腹”、“嫡系” 。

可是，1949年，当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时，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第二十三期14000余名官生， 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看清了人心的向背，当解放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按照“老校长”“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去为一个腐朽的政权卖命，而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举起义旗，投共反蒋，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二)

1949年10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

第二、四野战军由南京、芜湖、安庆等地西进，第一野战军由甘南、陕南出兵南下，两路大军对龟缩在四川的国民党残部进行最后的攻击。

与此同时，我四川地下党组织---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积极配合解放大军的军事行动，派出地下工作人员打入“陆军军官学校”内部，对军校官生进行策反。

打入军校内部的地下工作者的核心人物有唐新民、姚国俊、徐幼常、郭勋祺等人。

唐新民是中共川西边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的参谋，中共党员，抗日军政大学毕业。他具体负责军校的策反工作。唐在军校第二十三期学生总队官佐中，发展和联络了地下工作人员七、八人，而后又经人介绍，同在军校军官训练班任教的徐幼常等人建立了联系。

徐幼常是黄埔五期生，曾长期在当时任军校校长关麟徵(黄埔一期生)部下任职，深得关麟徴的信任与赏识。北平解放时，徐以军校北平分校校长的身份，随傅作义将军一同起义，后到解放军渤海军区学习。学习结束时，徐主动提出利用军校的老关系到成都做军校的策反工作。解放军的两名便衣人员和原北平分校的8名官佐随徐南下成都一起行动。

郭勋祺是国民党将领，在国民党军队中享有一定的声誉，曾经是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

郭勋祺思想倾向进步，在川军任职时，曾同刘伯承、陈毅有过交往。抗战时期，率军与新四军配合作战，曾因同新四军来往密切和相互支援而被人告密。1948年郭出任第十五绥靖公署副主任，当年7月即在襄樊战役中被俘。

郭被俘后经刘伯承、陈毅两位将军的启发教育，主动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川进行统战策反工作。郭经刘伯承、陈毅介绍为中共特别党员，1949年2月佯装被俘释放人员回到成都，9月间四川地下党与郭建立了联系。

姚国俊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经刘志丹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姚与黄埔军校第二任校长关麟徵、第三任校长张耀明 (黄埔一期生)长期共事，和张耀明又是初中时期的同窗好友，三人关系密切，交情深厚。

姚1947年任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1949年初与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建立了联系，准备率领部队在陕西蒲城起义，因被人告密，被胡宗南撤职，软禁在西安。

6月底， 姚设法避过特务的监视，带着家眷潜逃到成都，受到关麟徵、张耀明的竭力保护。

11月底，地下党与姚建立了联系，姚决定利用原有的关系和张耀明这一保护伞，策动军校起义。

地下党与姚国俊、徐幼常、郭勋祺建立联系前，策反工作都只是在军校中、下层官佐及学生中开展。他们三位，特别是姚国俊到成都后，地下党有了在军校上层人士中进行策反活动的条件。

地下党指示他们一方面积极开展军校上层人物的思想转化工作，力争军校校长反正，一方面注意掌握军校实权，为最后起义作准备。

1949年11月底，军校招生组建二十四期学员总队时，姚国俊向张耀明推荐徐幼常任二十四期学生总队长，徐幼常又相继把从渤海军区带来的一行人员安插到军校任职，为起义准备了骨干力量。

(三)

退缩到四川的国民党政府高层，面对解放军即将兵临城下的严峻局势，打算将军校迁往台湾或滇西的大理、姚安等地或川西地区。

军校官佐在我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以需要大量的家属安置费为借口，设法拖延到了11月底，那时云南的国民党军队处于急剧的瓦解之中，军校迁滇就不可能了。

12月初，蒋介石由重庆飞临成都，象征性地拨给了一点安家费，加速了军校的外迁。军校在蒋的督促下，下达了资谴军校人员的训令。

而此时，胡宗南部在甘肃战败后退入川西平原，军校又接到命令划归胡宗南直接指挥，胡令张耀明担任成都守备任务，张以学生缺乏作战经验，没有战斗力为借口，拒绝接受守备成都的任务。

张为自己的退路打算，还是想带军校西迁离开成都，一面向蒋介石要了两架运输机，陆续迁送军校一些主官家属去台湾，一面命令学校各部做好随时离开成都的准备。

面对新的情况，地下党加速了策反工作。

地下党得知军校发布资遣训令后，紧急指示徐幼常等人迅速展开新的策反攻势。

徐幼常等人连夜研究对策，先后找教育处长李永中和学生总队官佐及教导团团长、勤务团团长谈话，暗示、介绍北平起义的情况。随后又介绍李永中、勤务团长赵我华、教导第三团长姚时济等人同川西地下党代表唐新民见面。

许多人在唐、徐的启发教育下，认清了形势，决心走光明道路，当场表示愿意听从地下党组织的指挥。

徐幼常找到姚国俊，转达地下党的指示：说服张耀明走起义的道路。如果张耀明率军校起义，可以将军校编为一个学生兵团，张为兵团司令，姚国俊为兵团副司令，下设两个军，以李永中、徐幼常分任军长。

姚国俊多次同张耀明谈话，启发、暗示张率军起义。12月2日，姚又找到张，力阻军校西迁，说明军校外迁的各条路线都已经走不通。

张耀明还是想通过刘文辉的防地把军校迁往西昌方向。徐告诉张耀明，刘文辉已经同共产党有联系，他们的防地难以通过。

张耀明山穷水尽，束手无策，向徐征求意见。

姚向张转告了地下党的意见和对张寄于的厚望，并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就局势的发展谈了兵力部署及战斗态势，建议张耀明暂且按胡宗南的部署，将计就计，把部队向大邑一带集中。要张将军校所有的部队分成两个梯队， 由李永中指挥二十三期3个学员总队及勤务团为第一梯队，徐幼常指挥二十四期学生总队、军官训练班、教导团等部队为第二梯队。

张耀明接受了姚的建议，决定除二十三期第二总队和军校勤务分队留校担任护卫及善后工作外，其余各部次日开拔，第一步先向南在乐山集中。

12月3日， 军校官生按计划在新津渡口一带集中不久，突然接到胡宗南以西南军政长官名义发来的命令，要军校各部立即改变行军方向，不是向南，而是向北全部到大邑集中待战，以掩护他的嫡系李文兵团的侧背。企图打通通向西昌的道路。

张耀明接到胡的命令，极为恼火，却又不敢公然反对，便把部队停留在新津，心中偏向走起义之途，急电在台湾的妻儿速来成都，但蒋介石早已明令台湾不准张耀明的家眷离开。

张的妻子在电话中苦苦哀求张去台湾。张因此又发生动摇。

张进退两难，便想设法把军校作个交代，自己跑去台湾。

张于是向还在成都的顾祝同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将军校全体人员及装备全部拨给胡宗南。顾祝同同意张的请求并下达了命令。

后来，张就带人把军校多年积存的资料、档案及文物销毁后，于12月24日乘飞机去了台湾。

(四)

军校各部滞留在新津一带。

二十三期学员二总队在12月13日完成留校护卫任务后，由总队长李邦藩率领到新津会合。

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军校地下工作者心急如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他们分析：张耀明离开部队已不会再回来，原拟由张率领整个军校起义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只能个别策反，决定各部按胡宗南的命令先后开往大邑县城，在大邑县城集中后立即起义。

12月19日，各部到达大邑县的安仁镇。

当夜，唐新民、徐幼常又分别找军校中层官佐李永中、赵我华、沈震川等人谈话，他们三人鉴于大势已去，表示愿意到大邑县城后立即起义。

20日，各部从安仁镇出发。

李永中率部先行，于上午11时左右进驻大邑县城时， 徐幼常率部到达距大邑8公里处的苏场。

当时，离苏场20公里处的邛崃县附近，解放军和胡宗南的部队发生缴烈交战，唐新民认为时机已到，命徐幼常率部立即起义。

徐在一座草房内，召集所率部队几个单位的大队长、团长、营长以上人员开会，由唐新民宣讲形势、政策后，宣布起义，并缴了驻在当地的胡宗南部一个营的械。

同时，立即由唐新民前去找解放军联系。

唐新民很快就与解放军先头部队第二野战军的三十四师接上了关系。师长尤太忠对军校官生起义表示欢迎，当即派出部队进入军校防地，接收徐幼常所部的起义。

这部分起义人员被改编为三十四师随营学校，仍由唐新民和徐幼常负责，下属各级官佐基本不变，师部为各中队、连派出政治指导员。

改造工作完成后，1950年元旦，随营学校正式宣布为三十四师教育团，唐为政治处主任，徐为副团长。

此后，教育团随师行动。

徐幼常率部起义时，李邦藩率二总队1000余人行进到苏场正南5公里处的三岔乡， 与川康边游击纵队的一个区队遭遇接火。

李邦藩和蒋介石的关系很深，很得蒋的赏识，蒋介石住在军校官邸时，一直由李率人执行警卫。

徐幼常等人在成都时没有找到机会对李进行策反活动。

在新津相会后，也没有来得及联系，因此李不知道军校内部反正起义的事。

在三岔乡遇到游击队的堵击时，他只想突破阻拦，冲到大邑县城与大部队汇合，指挥部队拚命冲击。

激战中李邦藩受伤身亡，残部后撤，于21日中午撤回到成都西郊。

李永中率部进入大邑县城后，与唐新民、徐幼常失去了联系。

李对解放军不了解，更无直接联系，派人出城寻找徐、唐等人又没有成功，便没有按计划在大邑县城宣布起义。

部队陷于两难之中，人心惶惶。勤务团团长赵我华、副团长沈震川见此情景，向李永中建议，在无法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情况下，可向灌县行军，向准备起义的邓锡侯部原国民党第九十五军靠拢。

李不同意，坚持要经郫县回成都，把部队交还给张耀明。

赵、沈二人看到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立即率团脱离李永中的指挥，开往灌县太平场，同时派人持二人亲笔信找邓锡侯，表示愿意随邓部起义。

邓回信嘱赵率团原地待命，建制归邓部第九十五军，随该军起义。

勤务团起义后划归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整编。

勤务团脱离后，21日上午李永中率部离开大邑，22日到达郫县郊区。李永中到了这时，才意识到解放军大兵压境，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已经陷入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去成都的每条路上，都必定会遇到猛烈阻击，除了起义别无他路，把人员带回成都交给张耀明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愿望了。又听说驻在郫县县城的陈克非兵团在地下党“留蓉工作部”的策反下也准备起义，便在23日派人找到“留蓉工作部”派驻陈克非兵团的联络员，要联络员帮他们同“留蓉工作部”的领导建立联系，重谈起义事项，正好“留蓉工作部”支部书记王逸平赶到郫县。

这时，已经起义的国民党四川籍将领刘文辉、邓锡侯等也派人送来了联名信，劝说李看清形势，尽快起义。

李永中和王逸平联络后，即决定起义，当夜召集总队、大队中队、区队等各级官佐开会，宣布起义，并立即派出人员同解放军及刘文辉、邓锡侯起义部队联络。

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到达四川绵阳后，接到成都地下党的情报，知道国民党军校准备起义。

兵团政治部派出联络部的张汉初到成都了解情况。

张曾与关麟徵、姚国俊共事，是旧交，到成都后即找到姚国俊。姚向张详细介绍了军校策反工作情况，立即派人陪同张汉初赶去郫县同李永中联系。

24日，张等人赶到郫县，适逢李永中宣布起义，张便以解放军正式代表的身份前往接洽。

25日下午，李永中和张汉初回到成都，见到十八兵团联络部部长刘玉衡。刘玉衡对李率部起义表示热烈欢迎。

当晚，李永中在解放军代表的帮助下，以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长身份，代表军校向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驻在重庆的刘伯承司令员发出了起义通电。

二总队残部撤到成都西郊后，24日移驻军校与由军校高级政治教官肖步鹏指挥殿后的部分官生和军校勤务分队2000余人汇合。

此时，姚国俊、李永中受解放军委托，收拢的在成都市内流散的军校官兵员生，也陆续回到军校，这部分人由肖步鹏领衔负责，于27日宣布起义。

至此，参加军校起义的计有:4个学员总队、1个勤务团、1个军官训练班、6个教导团及校本部各级教官、官佐，共计14000余人。

(五)

14000余名军校起义人员，除唐新民、 徐幼常率领的起义人员编为解放军三十四师教育团、赵我华带领的起义人员由解放军第六十二军改编外，其余绝大部分在1950年初进入解放军川西军区所属的川西军大分校改造学习。

半年后，学习改造结束，所有的起义人员都得到适当的安排，少数返回原籍，有一定专长的分配到专职部门从事教育、文艺、医疗等工作，大多数人分配到解放军各部队，并立即投入到成渝铁路和其他筑路修建任务中。

几个月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员进入志愿军行列，渡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其中不少人为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长眠在朝鲜国土上。

领导军校起义的几位负责人，除肖步鹏在起义后又发动叛乱，于1951年被镇压外，其他人都得到人民政府适当的照顾和安排。

赵我华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李永中后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从事炮兵教学和研究，1980年退休后回到四川荣昌，1983年病故，终年79岁。

徐幼常后来也曾到解放军军事院校任教，转业后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1984年病故，终年81岁。

姚国俊一直在四川省政协工作，后为成都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政协常委，1992年因病

去世，终年87岁。

郭勋祺负责做川军高级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策反工作，并促成了成都的和平解放。他1949年2月回到成都后，成立了西川人民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人在彭城宣布起义，27日，成都宣布和平解放，30日，贺龙将军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成都。郭勋祺后来历任川西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四川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交通厅副厅长，省水利厅副厅长，省体委副主任，省人大代表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