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三联书店地址

宁波三联书店地址

宁波的旧书市场有两个地方，鼓楼附近的范宅和宁波书城的广场，范宅主要以阿海的旧书店为主，宁波书城的规模最大，有五个老板常年摆摊，上个月，广场不再可以摆书摊，几个老板租了旁边的小木屋继续经营，以王胖子书店规模最大。宁波的独立书店起起落落，从读书时候鼓楼书店一条街，前两年枫林晚去了范宅隔壁，去年最后一家书店关闭，鼓楼再无书店。和义路那里左岸城市之光关闭后，三联开了家书店，今天过去，柜子上已经没什么图书了，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关闭了，前些天发现左岸城市之光书店在宁波图书馆对岸有一家店。过去看了两次，挑了不少好书。短短几年从藏书几百到破万，多亏几位老板的大力支持，希望旧书市场可以长存下去，独立书店越来越好。

三联书店全称

1月10日，沈昌文在京逝世。沈公何许人也？三联书店的讣告写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出版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原《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1月10日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48岁时，沈昌文担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主任，自此与三联结缘。1986年，沈昌文担任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在他执掌三联书店期间，出版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图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表示，对沈文昌最好的纪念，是在当今时代做好出版。

沈公的出版精神与三联书店密不可分，而三联书店的悠久历史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2020年初秋，沈昌文从书店图书馆离去的背影。图源：三联书店

三家书店

三联书店虽名为书店，实则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正如今天它的全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示，它的前身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

生活书店的成立与当时一个名为《生活周刊》的刊物有关，《生活周刊》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1926年，邹韬奋接任主编该刊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利用《生活周刊》积极宣传抗日，强烈抨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这在当时，自然是会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摧残和迫害。

为了避免在政治上牵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大力帮助和策划下, 邹韬奋与有关方面磋商后，决定让周刊与教育社脱钩 , 另组一个“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努力”。1932年7月1日，生活书店正式成立，“生活书店”的“生活”二字沿用原来《生活周刊》的字体，“生活书店”牌子从此开始。

生活书店创始人邹韬奋

生活书店最早使用的铭牌

无独有偶，读书出版社的成立也是有着相同境遇。1934年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受《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邀请，在《申报》开辟副刊《读书问答》，宣传抗日救亡、反对专制独裁，这一副刊还为读者解答和组织讨论在学习上、生活上遇到的各种问题，于是副刊越办越好，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1934 年2月 , 国民党当局掀起又一波的文化 “围剿”，李公朴等人预见到《读书问答》有被查封的可能，于是征求史量同意，将《读书问答》原班人员从《申报》社分离出来，成立“读书生活社”。1936 年2月，读书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朴为社长，柳湜为出版部主任，艾思奇为编辑部主任，并请沈钧儒先生的叔叔、前清进士书法家沈卫老人书写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店招牌。

读书生活出版社社长、年轻时的李公朴

在读书出版社成立前一年，位于上海的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两个刊物同样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高压，面临着停刊的危险。在刊物的主要领导人钱俊瑞和徐雪寒等党员反复讨论后，“决定集资合作办书店”。1935年8月，新知书店在党的领导下，由经亨颐老人书写的“新知书店”招牌挂出面世。

上海北四川路上的新知书店（1947年）。图源见水印

新知书店出版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阿比西尼亚》（1936年）。图源见水印

抗战时期 “孤岛”印书

三家书店所出书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十分注重出版宣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通俗的启蒙读物。注重到什么程度呢？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武汉均已失陷，上海英法租界成为“孤岛”——国民党军队远撤了，四周被日寇包围着，汪伪特务、地痞流氓到处横行。在日军控制之下，出版事业困难且危险。那时读书出版社的人员分成三批为抗日而奔走，一方面，原有领导李公朴、柳湜、艾思奇等同志离开上海奔赴各地投入了抗战，另一方面，经理黄洛峰为读书出版社谋求发展，亲自带了几个青年同志到武汉开辟新阵地。剩下的一批人，他们选择留在上海，继续出版工作。当时，除了主持工作的郑易里同志，仅有李克金同志主持总务，卜朝义同志负责发行、跑外，还有一个工友，帮助做些搬运采购等杂务。

抗战时期被战火焚毁的上海虬江路民居（上海市档案馆藏）

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一向比较繁忙的印刷工业，也没有例外，好多印刷厂没活干，大批纸张无人问津，白报纸每令三元也卖不出去。不过，对出版行业来说，这样的环境下也能形成一个有利条件：当时租界当局，对比较敏感的期刊的出版管得较严，对一般书籍的出版管得较松。于是，郑易里和黄洛峰多次函电商定，决定在上海立刻进行《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的出版。那时的《资本论》第三卷尚未翻译，为加速出版，读书出版社又把郭大力先生从江西老家请回上海，住在斜桥弄七十一号出版社的后楼进行翻译。

《资本论》在上海的出版工作紧张而艰苦，读书出版社冒着政治风险和经济重负，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以最短的周期速度，印刷出版了共三卷全译本，二百多万字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终于在1938年秋，《资本论》三卷全译本得以陆续出齐。

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

抗战时期，三家书店还面临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和残害。据不完全统计, 三家书店员工中先后曾被拘捕过的有一百一十八人，其中部分人员经友好人士大力营救而获得释放，而被杀害、牺牲的有十五人，他们有的被害于国民党的集中营和监狱，有的被特务暗杀，有的就义于台湾的街头，有的被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活埋，有的捐躯在苏北战场。而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内战不断升级。

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进步新闻、文化、出版事业又遭厄运，在出版业中，上海的三联书店面临的迫害更甚，他们和有关兄弟单位主办的 《新华周刊》《新文化》《群众》《民主》等刊物先后被封被禁，员工被捕被害的事件时有发生。

“狡兔三窟” 读者帮忙

要对付可怕的敌人，就不得不“狡兔三窟”，只有多设几个“窟”才能保护自身安全。当时三家书店或改名、或与他人合作、或转办副业，想方设法保存实力。生活书店于那时陆续办了几个出版社，都另立牌号独立经营，经济与人事等均与生活书店无涉。

内中规模较大的便是骆驼书店，专门出版外国文学作品，比如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等，因为出版的书大多又以外国古典文学为主，国民党当局抓不住它什么政治辫子，所以这骆驼书店，到上海解放前一直存在着，外界绝少知道这是生活书店所办。其余两家书店也各有化名的举措。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约翰. 克利斯朵夫》，骆驼书店于1946年出版

1948年，局势恶劣，香港原有个小规模的生活书店分店派专人到沪，通知立即结束吕班路的门市部，切实保存好用别的牌号的机构，多余的人员一部分安排去解放区，一小部分去香港，另一部分留守上海。方学武、王泰雷和许觉民都是留在上海的，为了有个公开身份，他们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一弄内与人合作开设了一家庆裕纱布号。公开的营业是向福州海运纱布，主要的用意是有个互相接头之处。

当时，与许觉民三人保持联系的是在《时与文》周刊当编辑的周天行。周天行每次约见他们时，大都是到许的家里，从头上戴的呢帽内层边沿中取出一张叠好的纸，向他们传达形势以及规定的任务。有时候周另带一人来，成了四个人，于是许觉民就端开方桌，倒下麻将牌，劈劈啪啪作打牌状。许的母亲有时从屋内出入，见到这一场景感到奇怪，还曾经问许为何客人一来就打麻将，打完后就匆匆离去。

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生活书店（1945年）

1948年10月26日，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图为成立大会合影

除了三家书店自己采取的自救措施，他们的读者也在危难之际对他们伸出援手。有的邮政局员工提前通知三家书店领取将要被扣的 “禁书”；有的人士主动协助三家书店解决当时最难得到的车、船、飞机票，帮助书店人员及时得到转移；有的读者为书店暗藏“禁书”，甚至有个读者在乡下为书店暗藏 “禁书” 达十年之久，每年还将“禁书”晾晒一次，以免霉烂，直至解放后又将全部“禁书”完好送还，正好供书店在门市出售。

1949年，三联书店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上海市档案馆藏）

得此良“果”，与早期三家书店对读者的帮助这一“因”分不开。早在 《生活》 周刊初创时期，邹韬奋就举办了为读者“代办书报”的服务项目，后来又办了“读者信箱”，为读者买书买报买刊物，对读者如何读书进行指导，还为读者代购衣物、药品，代聘律师，对读者的家庭、生活、婚姻、就业等进行热心的咨询等等。这种 “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自然会在读者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以生活书店为例，那个时期的“读者来信”，不仅遍及全国，还远及东南亚等地，有时一天收到读者来信可达千余件。

三地三联同根同源

回望过去，1945年11月，三家书店联合分店在重庆成立，第一次公开使用“三联”店名，到1948 年10月，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三店在香港合并，成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49年5月，按照党的指示，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从香港迁往北平（北京），留下六个人坚守香港三联。全国解放后，香港三联书店继续在香港做面向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成为香港的重要出版机构。

而三联书店主体在迁往北京后，其编辑出版部于1951年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后，发行部门又并入了新华书店，相当长的时间内，三联归属人民出版社，作为其副牌。直至 1986年三联书店经批准在北京重新恢复独立，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北京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的同时，上海三联的组建也提上了日程。1986年8月，上海三联书店正式成立。

国有国格，人有人格，书店也有店格。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将三联的店格归纳为：清新、庄重、认真、求实。如今，三联书店店格，早已在三家书店的发展历史中形成，成立于上海的三家书店，即使处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恐怖统治下，依旧迎难而上，不屈不挠，可见后人称其在出版界位于领军地位是“革命文化的堡垒”，确是名至实归。今天，三联书店仍旧在不同地区共同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三联书店依旧待有缘人前去邂逅。

沈昌文先生和他喜欢的书

编辑 | 一茶、方亚琪

参考文献：

[1]澎湃新闻.三联书店：沈昌文同志讣告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733690

[2]澎湃新闻.著名出版人沈昌文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787472

[3]刘大明.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历史道路[J].出版史料，2008（03）

[4]范用.战斗在白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0

[5]许觉民.解放前的上海生活书店[J].传承，2010（19）

[6]宋木文.关于三联书店拨乱反正的历史回顾[J].出版史料，2004（04）

[7]澎湃新闻.上海三联书店：口述|我所亲历的北京、上海、香港三家三联书店从封闭到合作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