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老婆林达现况

路遥老婆林达现况

妻子林达现在在英国独居。

林达,是一对美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

另有“丁林”、“Dinglin2”等笔(网)名。

夫为丁鸿富,妻为李晓琳。

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

林达

路遥在临终前，告诫他的陪护航宇在个人问题上不要急于求成：“婆姨很关键，一个人的人生事业成败和婆姨的好坏有很大的关系。”

或许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意在表达自己对妻子林达的不满。

1992年，路遥病危住院期间，妻子林达闯入病房，让路遥签离婚同意书。

林达是路遥亲自选的妻子，当年路遥和女友林虹分手后，和她的好友，女知青林达确定了恋爱关系。

路遥是一位相当理智并有着超常自控能力的人，他在恋爱与婚姻中有明确的功利目的性。

当他得知林达的身世和能力之后，他就决定要娶她为妻。因为他希望将来有人供他上学，让他走出农村。

路遥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源于他童年的苦难生活。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他出生在陕北一个叫清涧的小县城，父亲叫王玉宽，母亲叫马兰芝，他是家里的长子。

陕北人有个习俗，谁家要是生了男孩，要在月子窑的门楣上别一块扎着弓箭样的小红布，告诉世人，这家生了个小子。

红布像广告牌一样耀目，既宣告新生命的降世，也善意地提醒外人不要莽撞，不要往月子窑里乱跑，免得冲了大人和小孩。

王玉宽把绾好弓箭的红布挂在门楣上，郑重其事地告知世人，我家的老大是个小子。

路遥的到来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了一丝欢乐。

路遥一岁多的时候，母亲再次怀孕，他不得不断奶，跟着奶奶生活，奶奶喂他米糊和羊奶，夜里还要吮吸着奶奶的乳头睡觉。

当路遥长到六七岁该上学的年龄，一家人开始着急了，因为他们供不起。

本着不想让孩子当“睁眼瞎”的想法，王玉宽夫妇把儿子路遥送到村办小学上了几天学，可是家里的活儿太多，最后又把他叫回家干活了。

路遥满脑子都是想上学，干活也不积极，王玉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可是自己没能力挣钱供他，思来想去，王玉宽决定把路遥送到延川县他大哥家里去，一来可以给他当“顶门”，二来可以让大哥供儿子上学。

顶门，就是过继。指亲兄弟一方没有儿子情况下另一方儿子继承他兄弟的家产。

路遥的大妈倒是生了三个孩子，可是都没活成，在农村，没有孩子是会被人瞧不起的，之前路遥的奶奶在大儿子家住的时候，王玉德就有了想把路遥过继给自己的想法。

就这样，路遥在父母的“密谋”下，和父亲一起穿着布鞋走路去了离家一百多里路的延川县郭家沟大伯家里。

要留在延川上学，就要在心理上接受和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

路遥作为“外来户”，起初他经常被这里的孩子欺负。村里的孩子们把这个操着清涧口音的男孩，叫“外路脑子”，甚至公开挑战与示威。

对此，开始试图融入郭家沟村的路遥，也尽量采取一种克制与容忍的态度，保持适当的距离。

可是时间久了，老是忍着也不是办法，矛盾终于在一次“打瓦片”游戏中爆发。

本来，路遥赢了游戏，但村里大男孩骂他，“私孩”“为儿货”等各种恶毒的乡间污言涌出来。路遥这时再也控制不住情感，和这个男孩摔到一起，并把这个男孩的头打破，直到大人们走过时，才把他们拉开。

也就是这次打架，也让路遥打出名声，村里小孩再也不敢公开欺负他了。

大妈李桂英因没有养活自己的亲生儿女，本来就心虚理短，所以她对路遥非常好。

当时路遥上的是城关小学高小部，是要住校的，那时候吃饭是当时住校生的头等大事。

当时，城关小学的住校生，有“全灶生”与“半灶生”之分。

“全灶生”是指住校学生要给学校交纳一定数量的白面、玉米面和菜金，按照粮食“库存”情况报饭，吃什么、吃多少由自己决定。

一般来说，“全灶生”家的光景都比较好。

“半灶生”是住校生中的穷学生，自己交不起粮食，只能把家里带来的干粮带到灶房“馏热”吃，路遥就属于“半灶生”。

可是路遥在更多的时候是就着酸菜吃冷糠团子，和灶上的“交往”只是喝一碗“熬锅水”而已，所以他经常半夜饿得睡不着觉。

大伯、大妈想方设法供路遥上学。

只要是逢集，大妈就进城，她提着红薯、洋芋，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她把这些西拿到集市上卖了，换上几毛钱，赶紧到学校送给路遥。

1963年，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大妈就出去要饭，把要来的食物换成钱给路遥，不过要饭的时候她会避开儿子所在学校的方向，她怕给儿子丢人。

小学期间，路遥最怕图画课，因为他没有道林纸，更没有水彩颜料，连那种指头蛋大的十二色硬块水彩，一片也得一毛几，一上课他都束手无策，只得尴尬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或者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

每到这时，美术老师便将教案纸递给他两张，他借这个同学的毛笔，用那个同学的水彩，三下五除二，敷衍了事，老师也知道他家里贫困，一般给他及格分数。

1963年的陕北农村，仍处于极端贫困的时期。

大伯王玉德实在是没有钱供路遥读书了，就在路遥准备参加全县的升初中考试时，养父王玉德却下了一道死命令：不准考试，回村里“受苦”。

但是路遥却明确告诉大伯，哪怕不让上学，但必须参加全县的小学升初中统考，他要证明这几年来是认真学习的，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考上的。

结果是，延川县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延川中学只招收两个班一百名左右的初一学生，而全县却有一千多名考生。在如此激烈而残酷的升学竞争中，路遥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

大伯说话算数，就真的不让他上学了，报名那天直接给他扔了把锄头让他去地里干活。

可是路遥不甘心。

当时城关小学，和路遥关系要好的几个同学七凑八凑，还是凑不够他的报名费。

后来还是一位好心的家长建议路遥直接找村子里的领导，争取当地党组织的支持。

路遥返回村后直接找到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刘俊宽，刘俊宽是个好人。他凭借着自己的好人缘跑到很多地方借到两斗黑豆，让路遥换成钱去交报名费。

就这样，路遥才得以上了初中。

从那时起，他明白“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的朴素道理，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刘俊宽帮他这件事情悟出了情义无价的重要性，珍惜友谊，珍惜情感。

路遥所在的班级是个尖子班，班上的同学大都是县城干部与职工的子弟，在鲜明的对比中，他一身破烂的衣着更显得寒碜。

然而，最可怕的还是饥饿。

因为住校生突然增加，延川中学在住校生的管理上取消了“半灶生”的临时救急措施，而统一改为“上灶生”。

这就意味着住校生要每月按时缴粮缴菜金，由伙房统一安排伙食。那时，学校一天两顿饭，每顿饭的饭菜又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甲菜以洋芋、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一些叫人馋嘴的猪肉片子，每份三毛钱；乙菜和甲菜基本一样，但没有肉，油水也少一点，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一般是清水煮萝卜或清水白菜，每份五分钱。主食也是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高粱面馍，白、黄、黑三种颜色就表明了三种身份，学生们戏称叫“欧洲、亚洲和非洲”。

不用说，路遥更是以吃“非洲”的主。他交不起每月四五块钱的伙食费，有时甚至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就这样勉强的伙食维持，也还是要好的同学凑给的。

路遥经常饿得发晕，饿得发疯，饿得绝望，似乎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这个正在拔节成长的男生，身子骨倒还挺壮实。

上中学期间，有一次路遥回到清涧老家，母亲用家里仅剩下的高粱面和土豆丝包了一锅“变食”。

“变食”煮熟后都烂在了锅里，站在灶台旁的母亲非常难过地转开身去，默默地流泪。

路遥看见了，二话不说，拿起筷子，就狠命地吃起来，一口一口地强咽着。

他知道母亲心疼他，他也知道母亲把饭做成这样觉得对不起他。

1966年夏，路遥在陕西省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考取西安石油化工学校。在当时情况下，农家子弟要是考到中专学校去，意味着鲤鱼“跳农门”，从此彻底脱离农村这个苦海；意味着能拿着国家的学习补助，再也不要为生活发愁；意味着能吃上“国库粮”，三年毕业后成为国家干部，成为腰板硬正的城里人……

然而，还没有等到去报道，特殊时期就来了，全国所有大专院校的招生无限期停止，所有毕业班留在原校就地闹革命，即使已经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要返校参加劳动。

在这个时期，路遥在不经意间收获了爱情。

当时的路遥刚失恋不久，他的好友曹谷溪决定帮助他走出失恋的痛苦。

曹谷溪给他介绍了一个叫林达的姑娘，林达和路遥的前女友林虹在一起插队，因文笔突出，被抽到延川县通讯组当干事，是谷溪麾下的兵。

对于林达而言，因为有与自己好朋友的初恋关系与谷溪的相托，她才认真地观察并用心了解路遥。

林达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姑娘，毕竟林虹是自己的朋友，对于和路遥的恋爱，林达是很慎重的，为此她还找到林虹看她能不能对路遥回心转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林虹已经与别人相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

知道了路遥和林虹已经不可能了，林达这才安心的和路遥恋爱。

林达还在回福建省宁德地区探亲时，向母亲报告了自己与路遥的关系，征求母亲意见。

林达父母原在全国侨办工作，父亲是归国华侨，曾任廖承志秘书。特殊时期开始后，林达父亲被下放到福建老家。林达母亲是位大家闺秀，聪慧贤淑。

就在路遥和林达热恋之时，风凉话传到路遥耳朵里。一些人笑话他，癞蛤蟆总想吃个天鹅肉。上次跟那个北京女子恋爱，把招工名额也让给她，结果是鸡飞蛋打。这次又和一个北京女知青好，弄不好还是上次的下场。

人家长嘴就让人家说，自己全当没有听见。路遥是位对自己很“狠”的人，一旦认准了目标，就有九牛拉也不回的劲儿。

那时候的路遥很有文才，心志很高，非北京知青不娶。因为北京女知青身上散发出的是都市文明的气质，他找女朋友就是想找自己能征服与驾驭的北京知青。

两人恋爱期间，就有人反复提醒路遥：“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拣。”

但路遥听不进去，反问：“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事实上，当林达成为路遥的未婚妻后，她为路遥付出了很多。

林达每月挣三十八元工资，除了自己的伙食和必不可少的零花钱外，其余的都让路遥花了。

其实林达也是一个十分了得的“笔杆子”，无论在领导还是群众中间都有很好的口碑。以她的才气和表现，上大学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为了支持路遥，她放弃了这个选择。

1978年，路遥和林达结婚。

然而，婚姻婚姻和爱情是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爱情是激情与浪漫的同义词，而婚姻则具有现实性与功利性。它意味着柴米油盐酱醋茶，意味着锅碗瓢盆交响曲。

作为作家的家人是不容易的。

路遥的生活习惯与正常家庭的生活格格不入，由于长期写作，他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他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到凌晨三四点。

林达是杂志社编辑，她必须按时上下班，也要承担接送孩子上学甚至管理孩子吃饭的具体任务，而路遥基本上是“甩手掌柜”，他除了写作，其他什么不管。

路遥每天起床，见不到老婆孩子，自然也吃不到一口热饭，只能是随便凑合一下。

晚上在工作间创作饿了，要么到门前地摊上随便吃顿什么便宜饭，要么敲开同事家的门，要个馒头什么的。

不过从饮食习惯上来看，路遥与林达的差异性都很大，路遥从小挨饿，他对饭菜没有要求，也不讲究，婚后他依然喜欢吃揪面片、洋芋叉叉、熬洋芋、炖羊肉等陕北家常菜。

而林达尽管在延川插过队，但她是南方人，饭食上以米饭为主。在结婚后的最初几年里，路遥为了满足她吃大米的要求，不惜动员朋友经常从汉中买米。

路遥对饭菜不讲究，但是在写作时却喜欢抽高档烟喝洋咖啡。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开始抽三四块钱一包的香烟，每天最少两包，一月光烟钱就得花掉两百块，而他每月的工资仅为一百多块，还不够抽烟。

这样长期下去，家庭生活开支全靠林达一个人支撑，她能没有意见吗？

由于路遥的家庭情况问题，他在延川与清涧都有老人，再加上兄弟姊妹众多，穷亲戚多，这些势必要让他不断分心。

路遥是个孝顺念家的人，早在1980年初，陕北农村吃不上白面、大米，他总想办法从西安长途给延川与清涧的老人们捎米、捎面，尽一份孝心。

而且兄弟姐妹还会时不时地找他，他肯定是要接待的，这都是要花钱的地方。

久而久之，林达对路遥越来越不满了。

就在路遥创作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身体出了问题之后，家庭就亮起“红灯”，林达提出离婚，但路遥坚决不同意。

路遥的弟弟王天乐鼓动路遥，要他不要再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不识字的陕北女孩，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

但是路遥却因女儿的问题，没有同意。

为了维护路遥的婚姻，他的朋友张子良给林达同事、路遥朋友孔保尔下达一个说和任务。

孔保尔见到林达，切入正题，可没有想到林达却泪如雨下，哭着说你们都说我不好，你们谁知道我这些年是怎样过来的，谁替我想过等等……弄得孔保尔左右不是。

1992年，路遥坐火车回延安，到宾馆后，朋友见到路遥身体肖瘦，精神状态又不好，便问他成这样了。

路遥说：唉，林达闹着要跟我离婚，这个家保不住了，我来躲几天……”

1992年9月，路遥病重住院期间，林达去医院看了他一次。

本来她是商谈离婚的事，但因路遥的病情，离婚协议只能推后签订。不管怎样，一日夫妻百日恩，林达在路遥重病期间无法张开此口。

或许林达执意要和路遥离婚的原因，无外乎有三个方面。

第一、路遥昼夜颠倒的作息方式，不是正常家庭该有的。

第二，路遥的工资收入不高，稿费也不高。辛苦的付出与所得严重失衡。而他却将每月的收入全部购买了烟草，维持一家人的开支长期只能依赖林达。

第三，路遥对农村的亲戚们“爱心泛滥”，让家庭承受了不少额外的负担，林达对此颇有怨言。

林达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多年的辛苦付出不被丈夫理解。在丈夫眼里这都是作为妻子应该做的，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和尊重，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得，在情感上受到极大的伤害。

当路遥把作品的版权和稿费都给到了妻子林达名下是，就连路遥的弟弟都这么：“这些都是嫂子应该得的。”

一个如果没有被被伤害得太深，做事不会如此决绝的。

1992年11月17日，路遥病逝。

作为合法妻子的林达，于11月18日晚飞回西安，处理丈夫后事。她与女儿也一同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路遥灵柩前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林达和女儿敬献的挽带：路遥：你若灵魂有知，请听一听我们的哀诉……

路遥病逝后不久，林达在大街上遇到他们的好友海波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也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别人不知道路遥，你也不知道吗？”

海波一头雾水，问她听说了什么，她没回答，只说：“我也想你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

说完就走了。

事实上，林达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

许多人回忆，林达是位性格开朗的知识女性，她的文采也不错。路遥在多部小说创作中，都听取了林达的意见。林达甚至还给路遥誊抄过稿件，帮助联系过作品的发表，等等。

作为与路遥、林达一起在延川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多年的两人的共同朋友海波，对他们从恋爱到步入婚姻殿堂，再到后来的出现裂痕，有个明确的认识。

他回忆说：我认为路遥和林达的不愉快，主要责任在路遥，而不在林达。当年作为未婚妻时，林达为路遥付出了能够付出的一切：在路遥最困难的时候和他订婚，为了供路遥上大学，使出了所有的力气；婚后甘当陪衬，勤勉地维持着这个小家庭；路遥去世后，面对许许多多的不理解，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林达的支持，路遥不会有如此成就；如果有，也会付出更多艰辛。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

婚姻是现实文化的产物，仅凭初始的“共同语言”远远不够，还需要努力经营与不断维护。路遥家庭这本“难念的经”，像“双刃剑”一样，成就了路遥，也毁了路遥。

现在看来，两人的婚姻，实在无法简单地用对错作为标准进行评判，毕竟他们当初是那么的相爱，但缺少沟通和磨合的爱又怎么能长长久久呢？两个人都是受害者，如果要追究，或许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