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华有妹妹吗

李星华有妹妹吗

人物生平

李星华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并将其处以绞刑,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在监狱关押二十三天。她在法庭上机智地回答了敌人的审问,使大哥李葆华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她有三个弟弟:李光华和李欣华和李次华;有一个妹妹:李炎华。

1927年5月10日,李星华全家被迫回大黑坨村。她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

1928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用。

1932年春天,她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她借给学校刻印讲义为掩护,为党刻印革命传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参与营救被捕同志。

李星华多少岁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他有着坚定的理想,不屈的精神和远大的革命眼光,为了革命英勇就义。他的后人也延续了李大钊的精神,长子副国级,孙子正厅级,但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

李大钊对儿女的教导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李大钊走向绞刑架,慷慨就义,时年39岁。那年,他的子女们都还年幼:长子李葆华18岁,长女李星华16岁,次女李炎华8岁,次子李光华只有4岁,而最小的儿子李欣华才几个月大。

李大钊的罹难,给妻儿们带来了痛失亲人的家庭变故,而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们便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李大钊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切身体会到父亲为革命理想献身的英勇之外,在成长过程中李大钊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也是他们坚定走革命道路的重要原因。李大钊在外留学三年,1916年曾经回国到上海参加策动反袁的斗争,但没有回家,一直到九月才回到大黑坨村。

父亲的回来,对李葆华和妹妹李星华来说,无疑是盛大的节日。李葆华出生于1909年,李星华出生于1911年,当时他们都已经开蒙,进私塾读书。父亲给他们的礼物不是衣物也不是食品,而是每人一套字帖、九宫格大字本、戴铜笔帽的毛笔和铜制的精美墨盒。墨盒铜盖上分别镌刻着“葆华留念”、“星华留念”,落款均为“父守常赠”。父亲特别注重对他们的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吃苦精神,从不溺爱。

母亲对李葆华的影响更大,她善良慷慨、极富同情心,每逢荒年灾月,她每餐都要多煮些饭,由葆华兄妹帮着用干净盆钵盛好,放在大门门堂里的小桌上,将大门敞开,让路过的逃荒要饭的穷苦人自行进来取食。她急公好义,与邻里相处极为和睦。1918年1月起,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在这一段为数不多的阖家团圆的时间里,有一件事情给长子李葆华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李大钊对“公理战胜”牌坊的态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被清军官佐(神机营章京)恩海击毙,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时,帝国主义各国胁迫清政府在东单北建造了取名为“克林德碑”的大理石牌楼。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3日,北京市民庆祝战胜德国,将克林德碑拆毁,移建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在牌坊上镌刻“公理战胜”四字。

一天晚饭后,李大钊带着全家人去中央公园散步,李葆华后来回忆,在牌坊前,“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卓识,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果然不出李大钊所料,公理没有战胜强权,半年后,巴黎和会公然作出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接管的强盗决定,激怒了也警醒了中国人民,五四运动由是引发。

李葆华自幼爱读书,好思考问题,李大钊的思想表达、政治主张以及日常对时事的评论,都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时期父亲给姨父杨子惠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是深深铭刻在他的记忆中。正是因为李大钊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才让良好、朴素的家风和坚定的革命精神传承了下去。

"革命之后"的身份是责任

李大钊的长子是李葆华,1909年10月2日生于河北。1921年,李葆华进入北京孔德学校学习,并且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之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葆华是一个性格沉稳持重,意志非常坚定的人。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的消息见报后,周作人、沈尹默都在考虑如何将噩耗告诉年仅18岁的李葆华。

他们把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周作人和沈尹默本想安慰一下李葆华,谁知李葆华非常地冷静。对于父亲的英勇就义,李葆华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早已在父亲的教导下明白,革命就是会流血牺牲。尽管如此,他仍是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李葆华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父亲李大钊的理想信念。有这样一个故事:1940年,李葆华在京东特委工作时,回到故乡,有人向日本人通风报信。在日本人和汉奸前往村子抓捕李葆华的路上,村里乡亲看到了,旋即回村通知李葆华。

眼看日本人和汉奸的队伍越来越近,跑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李葆华爬上房顶躲起。汉奸带着日本人在村子里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李葆华,已经是气急败坏,但又无可奈何地空手而归。汉奸和日本人走了之后,李葆华再三确认已经安全,于是便从房顶下来。当时他身上还有几块大洋,是亲人塞给他的,因为躲过了这次搜查之后他也不能再呆在乐亭了,必须离开。于是他便蹬着一辆自行车上路了。

谁知道在赶路途中,李葆华又路遇一群劫匪。劫匪要抢李葆华的自行车和身上的钱,但李葆华却十分镇定,这让劫匪们感到奇怪。劫匪看见李葆华很乖顺地在身上摸来摸去,把所有的大洋都给了出来,但却对他们说,钱可以留下,但是自行车要带走。李葆华说知道他们是因为穷才来干这一行,他就是因为不想再让穷人受穷才去当八路,所以钱可以给他们。但是自行车不能给,他还要靠自行车赶路,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劫匪们听他说的这一番话,纷纷感动,所以便把自行车留给了李葆华。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李葆华进京后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9名成员之一,任中共北平市委第二副书记。接管北平,对于我党来说是"赶考"的第一场考试。

1949年2月4日,新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班子与全市三千多名地下党员在顺城街原国民议会礼堂见面。地下党员们终于能够以自己的真实名字活在世上,包括李葆华,这一次会议也让大家知道他就是李大钊的长子。

三年困难时期,李葆华调任安徽省委书记,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配额。李葆华借了一个粮本,没有带任何工作人员,而是自己到一家粮店准备卖一点粮食,看看现在的政策到底执行得怎么样。当时营业员给了他3斤大米、7斤红薯干。李葆华感到很奇怪,明明对于粮食国家有规定,每个人每月是大米七斤,红薯干三斤,怎么这个粮店却乱卖。他和营业员争执起来,营业员一口咬定是上面的要求。随后粮店营业员给派出所打电话,公安人员带走了这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大个子……再后来,李葆华查出来的问题终于弄清楚,也彻底地解决了粮食供应配额问题。李葆华这个省委书记微服私访去买粮的故事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李葆华却说:“我没搞过什么‘微服私访’,下去不浩浩荡荡就是了”。就算身居高位,李葆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的,仍然是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

李葆华在中国人民银行主持工作的时候,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为中国的金融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也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一直秉持着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和家风。

虽然官至副国级,但是李葆华一生却过得低调。他的儿子李宏塔回忆说:“69岁高龄和一个生疏的领域,对他而言显然是巨大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4年里,父亲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业的拨乱反正,解决了长期积存的问题,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组织培养了金融人才,推动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推进了金融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国成功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做出了杰出贡献。”李葆华还曾担任过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葆华退休后,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为党和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尽管退休后生活宽裕了很多,但他的儿子回忆说:“李葆华调任为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政治部主任后,虽然还做副书记,也不再为人排忧解难,因为政治部所属机构多是老年职工,自我管理互相照应。”

李葆华的妻子和孩子们也继承了他们先辈的优良传统。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曾在唐山钢铁厂担任党委书记,为人民服务时常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尽其所能解决工人们的问题。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在教育事业中,始终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对父亲的回忆和教诲也一直激励着她。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在艰难岁月里,坚持为群众服务,为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最小的儿子李欣华也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青少年教育尽心尽力。

正是李大钊家族的家风代代传承,使得他们的后代一直秉承着爱党爱国的理念,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作为李大钊的子辈和孙辈,他们承载着先辈的遗志,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杰出贡献,也继承了先辈的家风和优秀品质,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才。

在李大钊的后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先辈的光辉。他们坚守信念,勇于奉献,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有了这样一群为人民、为国家无私奉献的先辈和后人,中国革命才能不断前进,中国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这正是李大钊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他们不仅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楷模。让我们铭记先辈的遗志,秉承先辈的家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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