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阿大

陈阿大

提起陈阿大这个名字，相信很多年纪稍大一些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未念过书的他因为一些机缘意外成了轰动一时的风云人物。不过，今天这篇文章并不想探讨他在那段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而是要独独说一说他早年间的一些经历。

陈阿大，1942年出生于绍兴乡下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因为生活比较艰难，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到了上海摆地摊，他的母亲也去到了上海给别人做佣人，只留下他一人在老家。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2岁那年才宣告结束，因为那年陈阿大腿骨折了，他的母亲不得不带他到上海治疗。也正是从那一刻起，陈阿大的命运开始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

那个年代的摆地摊其实也就够个温饱，因此陈阿大在上海的生活依然很困难，每天只能跟父亲挤在十几个人一起睡觉的贫民住宅房里。这个住宅房里住着的都是像陈阿大父亲那样的小摊贩，耳濡目染下，陈阿大很快便沾染了一个很大的陋习——赌博。

彼时的上海，赌博其实是被严令禁止的。但陈阿大他们所处的是“贫民窟”，赌博往往都是暗地里进行，因此很难被发现。而对于没有念过一点书的陈阿大来说，这种可以放松精神的娱乐活动显然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就此，陈阿大每天白天在外面闲逛，到了晚上就开始沉迷赌博。

如果说，陈阿大只是学会了牌桌上的赌技，那么他充其量也就只是个寻常的赌鬼而已。可偏偏他赌技没怎么学会，反而逐渐塑造了赌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这便是他后来敢于铤而走险并意外走向人生巅峰的主要原因。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只说陈阿大在“贫民窟”住了一年后，他的弟弟也被母亲从乡下接到了上海，与他和父亲一起生活。这样一来，原先只能容下两人的“贫民窟”便不能再住了。迫于无奈，陈阿大的父亲只好另外租了一间用竹片和泥巴搭起来的简陋棚子，俗称“棚户区”。

在那里，陈阿大因为接触不到赌博，也就渐渐戒了赌博的瘾。但他无所事事惯了，很快又沾染上了另一个陋习——耍流氓。原来，“棚户区”里有几个和陈阿大年龄相仿的人，这些人在一起时常会讨论妇女的话题，有时甚至还会调戏妇女。陈阿大一开始只是旁观，后来觉得好玩，也就慢慢学得流里流气起来了。

流里流气是个贬义词，指陈阿大举止轻浮品行不端。事实上，流里流气这个词完全无法表现出陈阿大的令人生恶，反而是上海的老百姓送了他一个外号，形容得极为贴切。这个外号叫“阿污”，在上海话里既有草包、差劲的意思，也有假正经的意思。有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人民的智慧，“阿污”这个词可谓是传神的反应了陈阿大身上的性格特征。

当然，陈阿大自己对于此事是毫不在乎的。因为他没有念过什么书，压根不知道别人是在骂他，反而以为别人是在跟他开玩笑。不过，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因为陈阿大在19岁的时候便去部队当兵了。

可是，说来也奇怪，这陈阿大平时生活作风十分不检点，但去了部队后仿佛变了个人一样，不仅用心学习高炮指挥仪测手方面的知识，而且还接连升到了上等兵、上士军衔。在部队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上，更是留下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的高度评价。

1965年，陈阿大顺利从部队退伍，而后被分配到了上海某阀门厂任保卫干事和民兵排长。结果第二年，国内局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是得益于赌博价值观的塑造，而或许是部队三年经历锻造了他勇于冒险的心。总之，在风云突变的第一时间，陈阿大的身影便冲在了最前面，就此意外成了轰动全上海的风云人物。

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

作为1976年被派往上海的中央工作组成员之一，本书作者之一王守家保存着记录当时中央工作组在上海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的工作日记，堪称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资深研究员李海文，以首次公开的王守家日记以及清查资料和采访记录为基础，更集多年研究心得，全面介绍了党中央在解决“四人帮”问题后，如何秘密地紧急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上海形势，一举解决“四人帮”上海帮派骨干问题的全过程。

这一说，会场像炸了锅一样

13日下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锦江饭店14楼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即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原通知下午3点钟开，因为丁香花园会议上有意见分歧，拖到下午4点钟才开。马天水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徐景贤做补充，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指示，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顿时会场乱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叫嚷起来。

冯国柱说：“可以想一想，也可以提些问题。如果说（四人帮）有问题，要有重磅炸弹，能说服我，说服上海的工人阶级、党员。既然1974年主席指出‘四人帮’，为什么主席生前不搞？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尸骨未寒。不相信吧！后面还有文件。”

黄涛也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

周纯麟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不能这样说！”

冯国柱说：“既然是‘四人帮’，主席为什么还叫春桥、文元写文章？”“既然是讲党内的斗争，为什么不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是先把人抓起来，然后把材料收集出来？既然讲是‘四人帮’，是四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连金祖敏等人都抓起来？”

周纯麟插话制止：“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这一说，会场像炸了锅一样，有的指着骂他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撸胳膊卷袖子站起来要打他，一片乌烟瘴气。

周纯麟一拍桌子：“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在警卫人员保护下离开。

再哭、再闹、再喊、再叫，也无济于事了。

13日下午，写作组的王知常没有参加常委会，他忙着打电话给财贸组负责人黄金海，催促立即大干，把大标语贴出去，把民兵拉出来。黄金海提出要与马振龙、王明龙、戴立清、施尚英商量一下。王知常限时下午2时半以前答复。到了2时半，王知常又去电话问怎样决定？“你们干，我带人一起来。”

黄金海说施尚英在江南造船厂，不在总工会，还要找他商量一下。

王知常非常激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样动摇！算了，算了，我们辛苦培养几年的力量也不要拿出来了。但又说：好吧，等你们到4点钟，你们动，就打电话来。

到了4点钟，王知常又打电话问怎么样?黄金海说：我们几个还没有碰到一起，定不下来。王知常说：算了，算了，束手待毙吧！

13日晚8时，马天水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集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会议，继续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传达后会场内议论纷纷。黄金海、王知常这些顽固分子看到大势已去，才不得不收起武装叛乱的人员、物资。

早在10月7、8日，特别是10日以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就不胫而走。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实行法西斯专政，作恶多端，罄竹难书。王洪文甚至说“现在上海是我们的天下”，“在上海找一百条狗困难，捉一万个、十万个反革命容易”。大批无辜者被诬为“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等，蒙受空前奇冤。仅举一例，20世纪60年代初为查清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上海市公安局有少数人接触到江青30年代的历史。但是在“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抓起来的干警1700多人，被整死和自杀的66人。在“四人帮”统治下的上海，真是白色恐怖